閱讀下面的文字，完成下列各題。
材料一：
      社會認同的發(fā)生所依賴的都是特定的事實基礎，這類事實基礎有當下的，也有過往的，過往的即社會記憶。那些來自過往的社會記憶對社會認同能夠產生更為根本和深遠的影響。從這個意義上說，社會記憶構成了社會認同得以形成的重要事實基礎。
      共同的經歷、相似的遭遇、特定的歷史時期等，奠定了群體中每一個個體記憶的底色或基調。但是，記憶首先是個體的，是基于個體感知、受個人情感支配的。個體記憶在形成的過程中會有意或無意地向群體和社會層面展開，通過記憶的選擇和加工，區(qū)分出“我群”和“他群”，促成“群體”意義的形成即社會分類，進而實現(xiàn)社會認同。而社會認同感的獲得，一方面為個體認同增強了合法性，同時也使群體得以鞏固。
      在微觀層面，從社會記憶的個體性出發(fā)，我們看到了一條從個體記憶到社會認同的形成路徑。相對于宏大統(tǒng)一而又抽象的社會記憶而言，個體記憶的鮮活性、事件性、直觀性往往更具沖擊力，對認同的形成有著更為直接甚至是決定性的影響。在每年12月13日國家公祭日，新聞媒體再現(xiàn)的宏觀歷史敘事以及30萬死亡人數(shù)的數(shù)字，是我們對那一段歷史共有的社會記憶的一部分，成為民族和國家認同的事實基礎。但是當我們看到描述這其中個人經歷的文字，或通過口述歷史直面主人公的經歷和遭遇時，那種沖擊力往往更為強烈。相對于宏大的社會記憶，個體記憶是微小的，但正是每一個微不足道的個體記憶最終匯成了整個社會的記憶。需要強調的是，所謂個體記憶，不是生理學意義上的單純的腦部記憶，實質上是社會記憶的個體性表現(xiàn)。之所以選擇用“個體”這個詞，只是為了區(qū)別國家或政治意義上權力所建構而生成的社會記憶。
      對于宏觀敘事的社會記憶而言，建構社會認同往往和權力聯(lián)系在一起。哈布瓦赫認為過去不是被保留而是被重建，即記憶展現(xiàn)的不是完全意義上的對過去的重現(xiàn)，而是一種滿足于當前社會利益的對過去的重建。當下的利益關系就像一只看不見的手，對社會記憶進行著選擇和建構。建構社會記憶不是最終目的，社會記憶只是一個中介、一個橋梁。無論是哪方面的“利益關系”，都希望借助對社會記憶的建構來實現(xiàn)對社會中人們思想的某種引導，形成社會認同。
      值得警惕的是，宏觀敘事的社會記憶剝離了個人記憶中過多的個人痕跡，以一種抽象而非具體的面貌呈現(xiàn)，給予了某些蓄謀已久的權力對其操控的空間。如日本右翼勢力通過修改教科書，試圖為年輕一代建構有悖于歷史事實的有關侵華戰(zhàn)爭的社會記憶。這些受權力擺布被建構出的社會記憶往往有悖于歷史事實，但是卻可以引導和控制人們的主觀判斷，形成權力掌控者所期望的社會認同。
      但社會記憶的建構并不一定都是來自權力等外部力量，有時也可能來自群體本身，不管是為滿足外部期望，還是內部需要。如知青回憶錄等文字，“苦和困頓”是知青述說以往故事的主旋律，但是后來形成了“青春無悔”這樣一個知青主流的記憶模式。知青群體的優(yōu)良品質、知青生活的意義感，共同建構出了“青春無悔”這樣一個知青群體的社會記憶。關于“青春無悔”的社會記憶建構，很難說這是一個來自外部的經由權力操控的結果，更像是一種內源性的、自發(fā)性的建構?；蛘哒f，知青群體出于肯定自我這一樸素的群體利益訴求，通過敘述、文字和聚會等形式構建出“青春無悔”的社會記憶，從而實現(xiàn)社會認同。
（摘編自胡潔《基礎、生成與建構：從社會記憶到社會認同》）材料二：
      回顧近代以來久經磨難的中華民族從站起來、富起來到強起來的偉大歷程，我們發(fā)現(xiàn)，“中華民族”事實上就是一個在無數(shù)革命先驅為爭取國家獨立和民族主權的斗爭中顯現(xiàn)并逐漸清晰起來的集體身份，是一種為積聚所有社會力量以謀取革命勝利而建構的中國人的“集體的自我身份”，一種特定歷史條件下的構建過程與結果。從實際效果來看，抗擊外侮和共克時艱，促進了中國不同群體之間原發(fā)的親近和認同，凝聚了空前的社會力量，實現(xiàn)了一個偉大的政治目標和社會理想。對這種親近和認同的記憶，最為集中、最為形象地體現(xiàn)在文藝作品及其所保存、發(fā)展和精煉化的語言文字當中。不可否認，這種記憶與敘述延續(xù)和強化了“我們”之間的認同，同時也在一定程度上加深了“我們”與“他們”之間的差異。正因如此，我們才會有《血戰(zhàn)臺兒莊》的悲壯、“北京奧運”開幕式和新中國成立70周年天安門演出的雄美。
      對于多民族現(xiàn)代中國來說，“中華民族”這一多族裔交融而成的集體身份，通過國家權力對價值觀、象征符號、記憶等諸多東西的創(chuàng)造、培育、更新和保存得以牢固建構；國家則從這一建構過程中獲得國民的認同，增強了社會凝聚力。
（摘編自間國疆《社會記憶、民族身份與國家認同》）
（1）下列對材料相關內容的理解和分析，正確的一項是

C

C

A.與來自過往的社會記憶相比，當下社會發(fā)生的特定事實基礎對社會認同的形成并不能產生重要的影響。
B.個體記憶基于個體的感知，受個人情感支配。它向群體和社會層面展開的特點是由社會記憶的底色或基調決定的。
C.對于“青春無悔”的主流記憶模式的確立，作者傾向于認為是知青群體為自身利益訴求主動去建構的。
D.材料一中“‘我群’和‘他群’”的概念，與材料二中“‘我們’與‘他們’”的說法，兩者含義是相同的。
（2）根據(jù)材料內容，下列說法不正確的一項是

A

A

A.如果沒有個體記憶促成社會分類，也就不會有社會認同感的獲得，就更沒有實現(xiàn)群體鞏固的可能性。
B.國家公祭日的事例啟示人們，形成社會認同，不但要重視社會記憶的宣傳，而且要重視個人記憶的再現(xiàn)。
C.宏觀敘事的社會記憶是抽象的，雖然這并不必然產生某些蓄謀已久的權力對其操控，但仍應該警惕。
D.閱讀體現(xiàn)中華民族親近和認同的記憶的文藝作品及其語言文字，利于增強“中華民族”集體身份認同感。
（3）下列選項，最能夠支持材料一第4自然段核心觀點的一項是

A

A

A．學者王珂表示：“一個利益群體的領導者選擇、組織、重述‘過去’，以創(chuàng)造一個群體的共同傳統(tǒng)，來詮釋該群體的本質及維系群體的凝聚?！?br />B.費孝通在《鄉(xiāng)土中國》說：“穩(wěn)定社會關系的力量，不是感情，而是了解。所謂了解，是指接受著同一的意義體系，同樣的刺激會引起同樣的反映?！?br />C.德國學者烏爾夫說過：“機構、組織只有不斷改變自身，才能實現(xiàn)他們的任務。它們傾向于根據(jù)變化的條件調整自己的內容與形式。”
D.法國社會學家哈布瓦赫認為，“人們通常在社會之中才獲得他們的記憶。也正是在社會中，他們才能進行回憶、識別并對記憶加以定位”。
（4）材料一和材料二都談了社會認同，但側重點并不一樣，請簡要說明。
（5）根據(jù)材料一和材料二中有關社會記憶和社會認同關系的觀點，分析下列社會現(xiàn)象。
①清明節(jié)全國三分鐘默哀鳴笛時刻，一武漢網友駐足解放大道，面對“重啟”的家園淚奔，視頻被大量轉發(fā)。
②“非典時，大家保護我們‘90后’；17年后，我們‘90后’要保護大家?！?0后”的心聲收獲大量點贊。
③央視頻道推出“抗疫”紀實專區(qū)，展示疫情期間的生活現(xiàn)場與真實思考，引發(fā)廣泛共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