閱讀下面的文字，完成下列各題。
      材料一：
      明清小說評點家們往往喜歡將小說與《史記》比附，在與《史記》比附的評點過程中，他們開始逐漸認識到兩者之間的區(qū)別。金圣嘆的《第五才子書水滸傳》就是一部非常重要的著作，其中著名的理論有“以文運事”說和“因文生事”說。
“以文運事”和“因文生事”中的“事”意思并不完全相同，前者之“事”乃實有之事，系本真之事，后者之“事”乃虛構(gòu)之事，即逼真之事?！耙晕倪\事”是根據(jù)“事”而“算計”成文，“因文生事”則要順著“筆性”“削高補低”。
      金圣嘆認為《史記》是“以文運事”，《水滸傳》是“因文生事”。
      金在《第五才子書水滸傳》》第二十八回回評中云：“夫修史者，國家之事也；下筆者，文人之事也。國家之事，止于敘事而止，文非其所務(wù)也。若文人之事，固當(dāng)不止敘事而已。必且心以為經(jīng)，手以為緯，躊躇變化，務(wù)撰而成絕世奇文焉……司馬遷之書，是司馬遷之文也，司馬遷書中所敘之事，則司馬遷之文之料也”。
      金圣嘆認為“史”可以止于“事”，但司馬遷不滿足于“史”的敘事，而志在“文”，在記錄人物言行和事件發(fā)展時，他較多地采用生活化的細節(jié)以突出人物的性格，使《史記》文采恣肆。“所敘之事”乃“文之料”，“以文運事”即作者算計先生成之事，寫成的仍然是“史”。但“以文運事”的加入使“史”帶上了“文”的色彩，金圣嘆將《史記》與“杜詩”《左傳》《西廂》《莊子》“韓文”一起列為“才子書”，說明他是以“文”的眼光看待《史記》的。
      史書之“以文運事”，既強調(diào)作者要尊重“事”，又強調(diào)作者要注意運用“文”的技巧。《史記》之所以沒有淪為史實的干巴巴的羅列和編排，全在乎司馬遷文才之高，他在史料和史實中融入了自己的情感，讓“事”皆著我之色彩?！耙晕倪\事”之“運”體現(xiàn)出作者旨在作“文”的主導(dǎo)地位，從“事”的層面上講，史書在面對史實的時候，只能按照事實本來的樣子寫，不能將甲事寫成乙事，也不能將甲某寫作乙某。但當(dāng)它作為“文”時，便有了獨立的文體地位，它不必按照事實發(fā)生的前后順序平鋪直敘，對于歷史事件，他可以根據(jù)自己的見識判斷其輕重緩急，對于歷史人物，他也可以根據(jù)自己的喜好在文中賦予情感。歷史事件千頭萬緒，寫作者可以以“文”的方式對其加以統(tǒng)攝。
      對于小說中的“因文生事”，金圣嘆則在“施恩重霸孟州道武松醉打蔣門神”中說明小說中“文”與“事”之區(qū)分：
      如此篇武松為施恩打蔣門神，其事也；武松飲酒，其文也；打蔣門神，其料也。飲酒，其珠玉錦繡之心也?！踩舸苏撸墙源似囊?，并非此篇之事也。如以事而已矣，則施恩領(lǐng)卻武松去打蔣門神，一路吃了三十五六碗酒，只依宋子京例，大書一行足矣，何為乎又煩耐庵撰此一篇也哉？（第二十八回回前評）金圣嘆認為武松飲酒是“文”，他對武松之飲酒大加評論，認為飲酒之時的酒令、酒題等等都是“因文生事”的“文”，而非事，醉后打蔣門神才是所生之“事”。
“事”與“文”的關(guān)系相輔相成，在史作中，“事”為“文”之料，在小說中，“事”又因“文”而生發(fā)，但兩者都有一個共同點，即“文傳而事傳”，“事”的傳世，需借助于作者慘淡經(jīng)營的“文”，若無“文”，則無“絕世奇文”。
——摘編自曾小霞《“以文運事”與“因文生事”試析》      材料二：
“史書之以文運事，是先有事生成如此如此，卻要算計出一篇文字來”金圣嘆認為，“雖是史公高才，也畢竟吃苦事?！逼渲小斑\”是算計。金圣嘆在《水滸傳》二十八回回評道：“是故司馬遷之為文也，吾見其有事之巨者，而隱括焉；又見其有事之細者，而張皇焉；或見其有事之闕者，而附會焉；又見其有事之全者，而軼去焉；無非為文計，不為事計也?！彼^“張皇”“隱括”“附會”“軼去”等即是對歷史事實的加工、算計。絕對客觀的史著是不存在的，但歷史不管如何代言、虛擬，畢章難以任意飛翔，仍有一個“真實”的底本在，所以“史公高材，也必定是苦事”。“以文運事”之“運”體現(xiàn)出作者旨在作“文”的主導(dǎo)地位。
      小說則不然，它是一種創(chuàng)造。是“順著筆性，削高補低都由我”且按照“未必然之事而必定然之文”的方法創(chuàng)造一個世界?！端疂G傳》是因文生事，“因文生事”之“生”就是根據(jù)表現(xiàn)文心才華的需要對“文料”按照“筆性”的要求“削高補低”式的虛構(gòu)創(chuàng)作過程。
      這個“筆性”是指什么呢？我們可以看看金圣嘆某些章節(jié)的具體評論來加以分析。如“魯達遇著金老，卻要轉(zhuǎn)入五臺山寺。夫金老則何力致魯達于五臺山乎？故不得已，卻就翠蓮身上，生出一個趙員外，所以有個趙員外者，故是魯達入五臺山之線索，非代州雁門縣有此一個好員外，故在魯達文中出現(xiàn)也”，趙員外是魯達向五臺山過渡的人物而已。作者對趙員外這個人物的“虛構(gòu)”就是因文生事的“生”。而此“虛構(gòu)”又必須遵循“筆性”，這里所謂的“筆性”就是文章情節(jié)構(gòu)造的內(nèi)在邏輯與張力，也是作者為了某個意圖的實現(xiàn)而根據(jù)已知現(xiàn)有的情節(jié)創(chuàng)造出下一個情節(jié)或人物的材料組織安排方式所遵循的原則。這種安排不能超出可理解的范圍，須符合情節(jié)構(gòu)造與人物塑造的內(nèi)在規(guī)律。
      要之，“以文運事”的“算計”過程與“因文生事”的“削高補低”都不能離開寫作主體有目的的加工。在“算計”與“削高補低”這一點上，史書與小說具有一定的共通性。由此我們只能說金圣嘆只是部分地解決了小說與史書的區(qū)別劃界問題。
——摘編自論文《“因文生事”論》（1）下列對材料相關(guān)內(nèi)容的理解和分析，不正確的一項是

B

B

A.金圣嘆在評點小說時已經(jīng)認識到小說和史書的區(qū)別，我們可以從他的“以文運事”“因文生事”的理論中窺見一斑。
B.“以文運事”與“因文生事”中的“事”同名但內(nèi)容不同，它們只有在事件真實方面才存在著一致性。
C.金圣嘆認為《史記》面對史實是按照事實本來的樣子寫的，但其中也有作者的主觀剪裁和虛擬。
D.“以文運事”中運是“算計”，體現(xiàn)出作者旨在作“文”的主導(dǎo)地位，而又受“真實”底本的約束。
（2）根據(jù)材料內(nèi)容，下列說法不正確的一項是

A

A

A.史作中，“事”為“文”之料；小說中，“事”因“文”生發(fā)；其中“文”的內(nèi)涵是一致的。
B.金圣嘆認識到小說和史書的區(qū)別，但只是部分地解決了小說與中書的區(qū)別劃界問題。
C.酒生李小二夫妻并非真謂林沖有這樣一個相識，這是按照“筆性”的原則為林沖逃了一命虛構(gòu)出來的人物。
D.“以文運事”與“因文生事”不管有多大的區(qū)別，兩者都離不開作者對“事”進行有目的地加工。
（3）結(jié)合材料內(nèi)容，下列選項中最能體現(xiàn)“以文運事”觀點的一項是

C

C

A.史書中寫奴婢言語，“開口即之乎者也，非文即理”，說出不近情理之言。
B.馮夢龍云：“人不必有其事，事不必麗（依附）其人”，小說的問題不在于事真事假，而在于理真。
C.錢鍾書云：“史家追敘真人實事，須遙體人情，懸想事勢，設(shè)身局中忖度之，揣摩之，入情合理?！?br />D.金圣嘆認為《三國演義》太拘泥于史實，實是“官府傳話奴才”，虛構(gòu)上遠不如《水滸傳》。
（4）請簡要梳理材料一的行文脈絡(luò)。
（5）文本一和文本二都提到“以文運事”與“因文生事”這一理論，請結(jié)合文本分析兩則材料闡述的側(cè)重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