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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一 宋神宗曾說：“法出于道。人能體道，則立法足以盡事；立法不足以盡事，非事不可以立法也，蓋立法者未善耳?！彼未摹白孀谥ā弊鳛楦拘缘闹螄瓌t，本著“事為之防，曲為之制，紀律已定，物有其?！钡木?，在行政管理上充分運用了制衡原則，中書門下、樞密院與三司各自行使獨立職權，突出了國家政務的核心內容，職權與事權明確集中，官員的專業(yè)化程度較高。同時，“祖宗之法”也有深刻的負面影響，北宋中后期的黨爭問題、強敵當前收武將兵權的問題等，無不與宋代遵循“祖宗之法”的立國之策有密切聯(lián)系。
--摘編自《中華文明史》材料二 中國歷史上，帝王的“共理”“共治”，本質是通過士大夫、借士大夫的能力來治理天下。政治的主導權掌握在帝王手中，朝政的走勢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君主個人的好惡，這種狀況在11世紀前期的北宋發(fā)生了深刻轉變。
    宋代士人們在談及國家的政治取向、制度原則時，秉持“從義而不從君，從道而不從父，使君不陷于非義，父不入于非道。君有不義，不從也，而況于權臣乎！父有不義，不從也，而況于他人乎”的原則，認為“士之所宜學者，天下國家之用也”；士大夫以“公議”“天道”為旗幟，作為制約君主的力量，參與治理國家政事。宋太祖曾對臣僚說：“天下廣大，卿等與朕共理?！被实郾仨毰c士大夫“共定國是”，成為君臣雙方共同承認的原則--這是北宋政治史上一項具有突破性的大原則。
--摘編自《中華文明史》（1）根據(jù)材料一，概括宋代政治制度的特點。結合所學知識，說明它對宋政府加強中央集權的影響。
（2）根據(jù)材料二并結合所學知識，分析宋代“皇帝必須與士大夫‘共定國是’”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