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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木比瘟疫更可怕
周國平      瘟疫曾是一個離我們多么遙遠的詞，無人能預想到，它竟落在了二十一世紀的我們頭上。在經歷了SARS的災難以后，現(xiàn)在來讀加繆的《鼠疫》，我們會有異乎尋常的感受。
      然而，如果認為《鼠疫》所提供的僅是這些令我們感到半是親切半是尷尬的疫期生活細節(jié)，就未免太停留在了它的表面。我們不該忘記，對于加繆來說，鼠疫的確只是一個象征。
      在最廣泛的意義上，鼠疫象征任何一種大規(guī)模的禍害，其受害者是所及地區(qū)、民族、國家的所有人乃至全人類，瘟疫、災荒、戰(zhàn)爭、專制主義、恐怖主義等等都可算在內。
      問題是當這類禍害降臨的時候，我們怎么辦？加繆通過他筆下主人公們的行為向我們說明，唯一的選擇是站在受害者一邊與禍害作斗爭。一邊是鼠疫，另一邊是受害者，陣線截然分明，沒有人可以做一個旁觀者。醫(yī)生逃離崗位，病患拒絕隔離，都意味著站到了鼠疫一邊。這個道理就像二加二等于四一樣簡單。在這個時候，需要的只是一種最單純的責任感，因而也是一種最基本的正義感。
      災難是沒有戲劇性可言的，所以加繆唾棄面對災難的一切浪漫主義姿態(tài)。本書主角里厄醫(yī)生之所以奮不顧身地救治病人，置個人安危于度外，與任何宗教信念、神圣使命、英雄壯舉都無關，而只是因為他作為一個醫(yī)生不能容忍疾病和死亡。在法西斯占領期間，從來對政治不感興趣的加繆成了抵抗運動的干將。戰(zhàn)后，記者問他為什么要參加抵抗運動，他的回答同樣簡單：“因為我不能站在集中營一邊。”
      面對共同禍害時所做選擇的理由是簡單的，但人性經受的考驗卻并不簡單。這是一個令加繆煩惱的問題，它構成了《鼠疫》的更深一層內涵。從封城那一天起，奧蘭的市民們實際上開始過一種流放生活了，不過這是流放在自己的家中。在那些封城前有親人外出的人身上，這種流放感更為強烈，他們失去了與親人團聚的自由。在瘟神籠罩下，所有留在城里的人只有集體的遭遇，個人的命運不復存在。共同的厄運如此強大，以至于個人的愛情、思念、痛苦都已經顯得微不足道，人們被迫像沒有個人情感那樣地行事。久而久之，一切個性的東西都失去了語言，人們不復有屬于自己的記憶和希望，只活在當前的現(xiàn)實之中。
      譬如說，那些與親人別離的人開始用對待疫情統(tǒng)計數(shù)字的態(tài)度來對待自己的境況了，別離的痛苦已經消解在公共的不幸之中。這就是說，人們習慣了瘟疫的境況。加繆認為，這才是最可怕的事情，習慣于絕望的處境是比絕望的處境本身更大的不幸。不過，只要身處禍害之中，我們也許找不到辦法來擺脫這種不幸。與任何共同禍害的斗爭都具有戰(zhàn)爭的性質，犧牲個性是其不得不付出的代價。
      在小說的結尾，鼠疫如同它來臨時一樣突然地結束了。當然，幸存者們?yōu)榇藲g欣鼓舞，他們慶幸噩夢終于消逝，被鼠疫中斷了的生活又可以繼續(xù)下去了。也就是說，他們又可以每天辛勤工作，然后把業(yè)余時間浪費在賭牌、泡咖啡館和閑聊上了。這是現(xiàn)代人的標準生活方式?？墒牵顟撌沁@樣的嗎？人們經歷了鼠疫卻沒有任何變化嗎？
      加繆借小說中一個人物之口向我們提出了這個問題，并且說了一句發(fā)人深省的話：“但鼠疫是怎么一回事呢？也不過就是生活罷了?！比绻覀儾话咽笠邇H僅看作一場噩夢和一個例外，而是看作反映了生活的本質的一種經歷，也許就會獲得某些重要的啟示。我們也許會認識到，在人類生活中，禍害始終以各種形式存在著，為了不讓它們蔓延開來，我們必須改變我們的生活方式。
      真正可怕的不是瘟疫，而是麻木。在瘟疫流行之時，我們對瘟疫漸漸習以為常，這是麻木。在瘟疫過去之后，我們的生活一切照舊，這是更嚴重的麻木。仔細想想，麻木是怎樣地普遍，怎樣地比瘟疫更難抵御啊。
（有刪減）（1）下列對文本相關內容和藝術特色分析鑒賞，不正確的一項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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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第一段交代了寫作背景，再借《鼠疫》強調“異乎尋常”，既引出下文，又能激起讀者的閱讀興趣。
B．作者在第2段中說到“半親切半尷尬”，“親切”指鼠疫期間的生活細節(jié)我們已經經歷過，很熟悉；“尷尬”指在鼠疫期間，鼠疫對我們的生活造成極大的危險。
C．作者認為加繆筆下的“鼠疫”是有深刻的象征意義的，當災害來臨時人們應該站在受害者一邊與禍害作斗爭，沒有人可以做一個旁觀者。
D．加繆在小說《鼠疫》的結尾寫到“鼠疫如同它來臨時一樣突然地結束了”，看似浪漫，但是更有反思現(xiàn)實生活的指向。
（2）有人說本文對加繆的《鼠疫》語焉不詳，但從周國平的文字中能看到小說對他的觸動。請簡要指出作者從該小說中解讀出來的基本內涵。
（3）請結合文本，探究本文標題“麻木比瘟疫更可怕”的深刻含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