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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一：此次中國共產黨發(fā)表之宣言（指《中共中央為公布國共合作宣言》），即為民族意識勝過一切之例證。宣言中所舉諸項，如放棄暴動政策與赤化運動，取消蘇區(qū)與紅軍，皆為集中力量，救亡御侮之必要條件……對于國內任何派別，只要誠意救國，愿在國民革命抗敵御侮之旗幟下共同奮斗者，政府自無不開誠接納，成使集中于本黨領導之下，而一致努力。
--引自《蔣介石對中國共產黨宣言的談話》（1937年9月23日）材料二：隨著國民政府遷都，重慶由長江上游的經濟中心一躍成為中國大后方的政治、軍事、經濟、文化中心。與此同時，重慶還是國共合作的政治舞臺、抗日運動的中心。中國戰(zhàn)區(qū)的建立，使重慶與倫敦、莫斯科、華盛頓等城市一樣，成為世界反法西斯戰(zhàn)爭的重要指揮中心，也由此獲得國內外的廣泛關注。
--選編自何一民《抗戰(zhàn)時期西南大后方城市發(fā)展變遷研究》材料三：在1938年，地處長江三峽的宜昌，由民生輪船公司總經理盧作孚指揮船隊，冒著日軍的炮火和飛機轟炸，搶運戰(zhàn)時物資和人員入川，從而保存了中國民族工業(yè)的命脈。最早將“宜昌大撤退”比作“敦刻爾克大撤退”的是嬰陽初，敦刻爾克大撤退是依靠一個國家的力量，由一個軍事部門指揮完成。宜昌大撤退則完全依靠的是民生公司和宜昌的民眾。此時他說、“這是中國實業(yè)上的敦刻爾克，在中外戰(zhàn)爭史上，這樣的撤退只此一例?！?br />--朱復勝《盧作孚與東方“敦刻爾克大撤退”》（1）結合材料一和所學知識，指出蔣介石在九一八事變和盧溝橋事變后，對日本侵略者態(tài)度的變化、分析其態(tài)度變化的原因。
（2）根據材料二、概括抗戰(zhàn)時期重慶地位提升的表現，簡要分析其原因。
（3）根據材料三和所學知識，分析東方“敦刻爾克大撤退”原因和意義。